從前人講韓信的故事，說他“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句話大可說明我和北京大學的關係。我是民國二年就進北大預科的，可以說是一個“老北大”。自民九本科畢業之後，留在本校當助教，直到張作霖入關才離開。在這六年中，因為管的是國學研究所的編輯事務——《國學季刊》、《歌謠週刊》，所以可以儘量讀書寫作。那時的北大是全國知識分子所仰望，而我操著刊物的筆政，所以每發表一篇文章就為全國人所傳誦稱道。我聲譽日高，許多大學請我做教授、做主任，我舍不掉北京這環境，只是不接受。直到奉軍來了，聽說通緝的黑名單裡也有我，所以不得不走，而任教於廈門大學。我沒有經歷講師和副教授兩種階級，直從助教升為教授，這是在一般情形裡所沒有的。從此到現在，我教了12個大學，東南西北都走遍了，這教書的職業成了打不破的飯碗。這實在要謝謝北大給我的恩惠。可是我許多年來所受到的打擊，所發生的煩惱，也大都由於我是北大出身的緣故。這些事本是我私人的，不應當公開；但因不說這些即沒法瞭解我近年所以竭力想退出教育界而從事於商業的原因，所以我還是寫出這一章。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因為《魯迅全集》裡說到這事，所以許多朋友也常來問我，我現在借這機會和盤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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