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出於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裡的重心，所以特別注意。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驤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他贊成了，於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開頭每期只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幹。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只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於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內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的。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只有依附帝國主義。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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