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又是出於意外的工作,其原因一半由於研究古史,一半則仍緣做了幾次旅行。
1922年,我開始辯論古史,《堯典》、《禹貢》兩篇,一記制度,一記地理,尤為古史料裡的重心,所以特別注意。可是《禹貢》一篇,問題太多,牽涉到中國古今全部地理,許多問題不易解決,不敢輕易作文論定,所以我在燕大任課,就開了一門“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把《禹貢》及其有關各篇詳細研究。後來北大邀我兼課,也開了這一門。兩校上這門課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所作筆記論文頗有好的,同時譚其驤在輔仁大學開“中國地理沿革史”課,也有些學生成績,我和他商量:我們聯合三校學生創辦一個學會,出一個刊物,把師生研究文字陸續登出,借收觀摩之益,豈不很好。他贊成了,於是組織禹貢學會,出《禹貢》半月刊,1934年3月創刊。開頭每期只有2萬字,印刷費30元,他任三分之一,我任三分之二。刊物發給學生,他們大興奮,很多人集中精力來幹。那時的大學生學問根基相當好,經我一鼓勵,進步快極了,本來只能寫一兩千字短文的漸漸伸展到一兩萬字了。於是半月刊的分量,也就逐期增加,到後來一期竟超出10萬字了。
自從“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就有“內蒙自治運動”,主其事的是烏蘭察布盟的副盟長德穆楚克棟魯普,因為他的爵是親王,所以簡稱為德王。1933年的冬天,政府派黃紹竑去宣慰,報紙上大量登載這事,使我們住在北平的人也有到百靈廟一見德王的想望。第二年夏天,我們竟找到一個機會直赴百靈廟,和德王及其幕僚談了三天,才知道邊疆問題的嚴重。邊疆本無問題,問題之起都是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的。德王的帳房裡放了很多部創業英雄的傳記,他的漢話說得很好,可是對我們做公開講話時必說蒙語而令人翻譯,足知其有滿懷的雄心,然而他自身沒有力量,要站起來時只有依附帝國主義。他的幕僚對我們講:“自從黃部長到這裡巡視,中央允許我們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規定月給經費三萬元;到現在半年了,分文不給,催索不寄。現在會中職員的薪水,都是德王自己掏腰包,每人只拿15元而已。但是日本人卻時常來說:‘你們如果肯倒向我們這邊,一定給你們每月30萬元。’我們沒有答應,因為知道倒向他們之後,一時雖好,而終究要吃虧的,朝鮮就是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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