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索爾仁尼琴而言，別爾嘉耶夫的著作（包括他的《不平等的哲學》這本書）是喚起其創作熱情的一個主要源泉。這是一本給想象中的“敵人”們寫的書信集，他們對於人、國家和歷史只是抽象的認知。他們不理解戰爭以及人與國家衝突的意義，因為頭腦裡只有抽象的人及其權利、抽象的國家及其法律以及道德的絕對律令的概念。與蒲魯東、施本格勒、索列爾一樣，別爾嘉耶夫同樣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是偉大的罪過，但同時也是偉大的救贖。在《論民族》這封信中，他嘲諷地向國際主義者發出了挑戰：“你們對猶太人這一問題非常敏感，你們為爭取猶太人的權利而鬥爭。但是，你們感到你們是‘猶太人’了嗎，你們搞到猶太民族的靈魂了嗎？你們是否曾經深入探討這些秘密以及這些源於人類遠古時期的猶太人的神秘的命運問題？”

索爾仁尼琴非常喜歡這段申斥，他在自己的著作《同行二百年》中也引用了這段話，以此來強調，只關心與當局鬥爭的第二杜馬甚至都沒有討論過斯托雷平關於擴大猶太人權利的這個草案。斯托雷平想要徹底放開這些現有對權利的限制，但是尼古拉二世不想給大家造成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決定的印象。以國務秘書科雷扎諾夫斯基的回憶錄為基礎，精心選取那些引文，《同行二百年》的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第二杜馬（即便是胎死腹中的第二杜馬）沒有在日程中提出這一問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上文引用的別爾嘉耶夫所說的話：即這些杜馬的極端主義者關注的不是猶太人的問題，而是與當局進行鬥爭的問題。猶太人的問題只是這場鬥爭的工具罷了，順便說，其他許多問題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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