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人的命運很奇特，他們要比自己的鄰居民族更有遠見，但悲觀，能夠勇敢地說出自己的觀點，這就是俄羅斯人，米希勒稱他們是“啞巴”。

——А. И. 赫爾岑，《彼岸書》，1855

作家的一切想法源於一小撮“新十二月黨人”，他們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監獄兼實驗室裡建立了一個自由人的新“科學院”。這樣一個志同道合的男性的“方舟”決定了索爾仁尼琴的命運，成了他力量的源泉，並使他成為了當代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向全世界展現了一個靠奴隸為生的令人恐懼的原始工廠勞作狀況，他重新使文學回歸道德，缺少這種道德感，文學是不可能獲得世界意義的。

索爾仁尼琴先知的角色一點也沒有降低其作為作家的聲譽。他的藝術觀、世界觀及有著非凡整體性的鴻篇鉅著體現出了十分鮮明的“貝多芬式的”強大精神力。多彩的旋律、冷峻的嘲諷及爭辯的激情使他與歌德或托爾斯泰這些偉大的歐洲人相提並論。這是因為索爾仁尼琴的作品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全新的生活意義，如對土地的全新眷戀之情，重新恢復塵世生活中萬事萬物的純正感。這賦予了他對我們生活中佔主宰地位的暴力與卑劣行為的揭露的一種特別的力量。作為一個冷嘲熱諷的人和揭露者，他始終以我們賴以生存的強大的“精神基礎”為出發點，這使他的創作詩學格外厚重。我們覺得，似乎整個人類史連同其一切的卑劣行徑都得到了詳盡的描繪，而且是以一種凡人難以企及的、恆定的全宇宙背景來展開的敘事（在沙拉莫夫筆下，宇宙、大地都統統不見了，甚至也看不到小草的痕跡，托爾斯泰認為，就是在監獄的鵝卵石間也能頑強地生長出小草，這不取決於人類）。“沒有我們，這些小島從大海中緩緩升起；沒有我們，島上出現了二百多條生長著各種小魚的湖泊；沒有我們，島上到處都是松雞、兔子和鹿，從來不曾有過狐狸、豺狼和其他野獸。形成了冰川，又融化成了雪水；花崗巨石擠滿了湖岸；湖水在索羅維茨島冬夜中凍成了冰，大海里狂風怒吼著……雲杉樹慢慢長大形成了厚厚的一層，鳥兒在啼鳴，幼鹿發出低沉聲。大地連同其所有的過往經歷都在運動著，王國消亡了，又誕生了新的國家，而這裡，原本沒有任何野獸，也見不到一個人影。”（《古拉格群島》，第三部，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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