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說，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寫俄國革命的歷史。自1936年起，這項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總是被一些別的事情打攪，分心。”[1]索爾仁尼琴認為，俄羅斯革命的歷史就像《古拉格群島》一樣重要，更何況，沒有這場革命，就不會有古拉格。像西敘福斯一樣，索爾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塊石頭後，就開始搬第二塊石頭，它要比前面的那塊石頭重好幾倍，那就是講述真實的俄國革命。他年復一年地創作這部史詩性鉅著，在這部作品裡，真實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羅斯，這是飽經創痛，因自己的過失和瘋狂幾乎從地球上消失了的那個俄羅斯。“我筆下的《紅輪》是一部悲劇史，它敘述了俄羅斯人在瘋狂的狀態下親手毀掉了自己的過去和未來。”[2]當在《古拉格群島》中思考弗拉索夫將軍的命運時，索爾仁尼琴注意到了一點，即做一個俄羅斯人就意味著等待他的將是一個最壞的命運。他最初構想這部史詩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結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後，他就停筆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後一卷裡收入了史詩的整個寫作計劃，從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個別“卷”的寫作方案時詳細程度也有很大的區別。第一場是《革命》：1—3“卷”，從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場將叫作《民權》：4—7“卷”，可只寫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寫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應地被命名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爾仁尼琴的設想，這些卷裡面的故事都將發生在“以斧頭為標誌”的時期（這是1862年匿名傳單《讓我們召喚羅斯使用暴力》的作者們鼓吹的對老百姓進行鎮壓的主要工具）。索爾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話：“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撓的革命……我們不僅要追隨1848年的那些可憐的革命者，而且還要比1892年那些偉大的恐怖分子更徹底，如果為了推翻當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賓派激進分子還要多流兩倍的血，我們也毫不膽怯……我們對……俄羅斯燦爛的未來……充滿信心，俄國有幸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第一個國家，我們將發出一致的吶喊聲：‘讓我們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見，“民權”（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將透過民族狂熱主義得以實現。這裡作者使用的是“民權”一詞絕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紀的諾夫哥羅德和普斯科夫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權”（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詞更無情、更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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