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作為一個有預見性的人，索爾仁尼琴生活中遇到的卻是混沌不堪的現實。於是他就逐漸成為了一名鬥士，一名時政的無情譏諷者和一名天才的策略家。“曾經他是被主人的鞭子驅趕著前行。然而現在他挺起腰身和主人面對面地對視著”[1]。起初他是暗暗地反對一切意識形態強加的反常事情。如在《第一圈》中，當庭審“工業黨”成員時（這是30年代初蘇聯黨史早期被誇大的眾多“審判”之一），涅爾仁聽到了歷史“無聲的警報聲”。這還只是暫時的困惑，後面緊跟著的就是故意歪曲事實。“而且孤獨使他心寒，儘管周圍聚集著許多成年男子，但是他們卻不明白如此簡單的事情！”困惑與孤獨（這是人在生活中首次表達抗議時必然要體會到的兩種感受），在每個人的心裡都留下了烙印。克拉拉·馬卡雷金娜在國家安全總局大樓擦樓梯的女人眼裡看到的是充滿敵意的眼神，因為克拉拉的檢察長父親在這幢大樓裡獲得了一套豪華的住宅。但正是這次唯一的相遇在她心頭產生了擺脫不掉的印象，每當她走樓梯的時候，她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著那個眼神。困惑並不一定會導致暴動，它可能會在人的心裡腐爛掉，也可能使人精神空虛，就像《癌病房》第二部中沉默如“雕梟”一樣的舒盧賓。這隻“雕梟”在臨終前才終於敢向奧列格坦白了一切：“你們被逮捕，而我們則被驅趕到大會上去批鬥你們。你們被判處死刑，而我們則被逼著站在那裡鼓掌，表示擁護判決。豈止是鼓掌，連槍決也是人們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個人’這種提法意味著什麼？”舒盧賓精神錯亂般哈哈大笑起來，這是對自己長期墮落的坦白。作為一名1918年滿腔熱忱的布林什維克，他到處追捕社會革命黨人，鎮壓起義的農民，逐漸地成了季米里亞澤夫科學院的一名傑出教授，這之後他卻開始不斷滑向社會底層，他並不是一個自願為謊言辯護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名反抗者。他做過助教，之後是圖書館管理員：“把遺傳學、左派美學、倫理學、控制論、數學書籍！一一扔進爐子裡去，付之一炬！……我們何必搞街頭焚書這種多餘的戲劇性舉動？我們只是在僻靜的角落裡把書往爐子裡填，還可藉以取暖！……”謊言使舒盧賓和成千上萬沒有走向反抗的人們精神上深受刺激。魯賓是羈押在“沙拉什卡”裡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當他作為一名年輕的共青團員親歷了1932年對烏克蘭農村推行農業集體化並導致了可怕的饑荒時，他的心靈受到了嚴重的創傷。正如普希金的詩《瘟疫流行時的宴會》中描寫的，馬車伕每天早晨都運送死人，並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是死人嗎？快抬出去呀。——但又很快說：嗯？這裡不都還是活人嗎？”這個場景“即刻浮現在腦海中，像灼熱的烙印烙在頭腦中”，整夜整夜地折磨著魯賓，讓他無法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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