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的世界“容量極大”，充滿著真善美的氣息，也是充滿著聖潔的芬芳。正如他所說：“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在被殘酷籠罩著的世界，僅有一種藝術能夠講出真理，或者說只有真理的藝術才是美和善。對索爾仁尼琴來說，柏拉圖的三位一體的定義是真實存在的，而且他還認為畸形的、反常的、荒謬的或者說暗示的美是完全不存在的。但集中營卻是一個充斥著醜惡的地方，這種醜惡使人毀滅。斯洛維尼亞畫家繆賽克作為唯一一位曾在集中營裡成功地創作出畫作的偉大畫家，留下了兩組關於達豪集中營的寫生素描。畫作裡醜惡的東西佔了很大的比重，然而最終還是畫作的整體構思更高一籌，這個特點在系列組畫《我們是殺不盡的》尤為明顯，畫裡堆放著大量死人和將死之人的軀體。俄羅斯畫家鮑里斯·斯維什尼科夫也畫了不少以集中營為題材的素描作品。他筆下的線條就像繆賽克一樣簡潔、纖細，彷彿那脆弱的心靈，在慘絕人寰力量的壓制下，成了這種力量的最好庇護者。在索爾仁尼琴看來，藝術總是能夠戰勝謊言和邪惡。道德和美學構成了一個統一體。“在與虛假進行鬥爭中，藝術過去總是取得勝利，而且現在也總是取得勝利！對每一個人來說這都是公開的，無可辯駁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踐行著自己話語的索爾仁尼琴，毫無疑問，繼承了俄羅斯文藝哲學思想的傳統。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所獲得的輝煌成就理應歸功於其中濃厚的道德元素，它包括典型的俄羅斯特徵，也賦予俄羅斯文學一種普世性，在傑奧爾傑·斯坦涅爾看來，這種普世性可以與古希臘的普濟主義相提並論。然而，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讓那些熟知現代藝術的讀者困惑不解，所以作家對真善美這種普濟主義的呼籲卻無人響應。似乎現代西方藝術與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存在於不同的星球上。索爾仁尼琴本人在自己的演說中只提到了一位西方的“代言人”阿爾貝·加繆。1957年，這位不可知論者同樣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宣稱，美可以減輕人受奴役的負重，有時甚至能夠徹底將人從其中解救出來，他還給作家提出了兩個任務：“拒絕謊言，反抗逼迫。”索爾仁尼琴完全接受了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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