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燈黃卷，在王世襄舊居芳嘉園裡並不是辛苦寂寞的陳舊解釋，而是趣味橫生、雅興洋溢的代名詞，比如王世襄與那些玩物交流所寫出來的絕妙文章，與諸多名家高士相聚時的清賞雅玩，以及詩書畫和美食並舉的一次次聚會。不過，芳嘉園雅集的背景竟然又是一場極不正常的政治運動。

1956年1月14日，周恩來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這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就像是報春的驚雷一般，使他們的內心裡歡欣鼓舞，倍感振奮。接著，毛澤東在一週之內連續兩次發表講話，鼓勵文化藝術界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對此，向來行事小心謹慎的“書生”們，卻始終持有一種觀望猶疑的態度。對於“書生”們波瀾不驚的平平反應，毛澤東似乎能夠予以理解，隨後他不僅敦促中央有關部門積極進行思想發動，而且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長達四個小時熱情洋溢的講話。同時，毛澤東還指示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為“書生”們展開爭鳴提出了命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

既然如此，向來視天下為己任的“書生”們，便開始當仁不讓地“鳴放”起來。在昏暗的社會里，“書生”們學會含沙射影的語言文字技巧；而在政治清明時，“書生”們則直言不諱，甚至語出驚人。然而，如此全面、廣泛、徹底地揭露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的弊病，很容易使一些人對黨的領導失去信任和信心，這對於一個年輕的執政黨來說並不是能夠輕易坦然接受的。果然，毛澤東在冷眼觀望的同時，迅速在腦海中形成了“引蛇出洞”的戰略部署。按說，當初毛澤東極力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熱情鼓勵黨內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向黨提意見時，確實表現出聞者足戒、聞過則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理和姿態。然而，時間僅僅過去了一個月，為什麼“風向”竟突然轉變了呢？對此，在1986年出版的李維漢所著《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是這樣解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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