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1月19日，我第一次政治犯出獄了。這時再過五個月，我就四十二歲了。由於吳俊才安排我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做副研究員，該中心主任蔡維屏先約見了我，此公是個官僚，虛情假意，像個YMCA（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言語無味。不久聘書由女職員送來，我說：“副研究員相當於大學副教授，過去按老規矩，聘書都是大學校長親自送上門的，怎麼派女職員送來了？這是哪門子禮遇？”女職員說：“蔡主任最禮遇李先生了，別人的聘書，都是工友送去的。”我聽了，恍然大悟，時代已經變得太多了。

形式上在“國關中心”十三個月後，吳俊才終於同意我自動辭職了。這時我四十三歲。再過一年，1979年6月，我四十四歲，終於東山再起，復出了。復出後最風光的四件事是出書、上報、結婚和離婚。出書是由遠景出版公司沈登恩推動，上報是由《中國時報》高信疆邀寫專欄，當然立刻引起國民黨官方的不快，後來壓力迭至，報社主人餘紀忠不堪其擾，雖未逐客，我這客人，卻不得不自逐也。最後主客雙方，乃分手焉。在大大小小的官方壓力中，一個有趣的壓力是：我在文章中，自稱自己坐牢那段歲月是“蒙難”，也構成大逆不道了。這一罪狀，官方是由蔣孝武提出的，令人頗堪玩味。當時常住美國的江南聽說了，寫了一篇《“蒙難”也不能隨意用嗎？》在海外發表，為我聲援，可見當時文網之密，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連無知之徒蔣孝武都可干涉言論了。後來蔣孝武派人殺江南，若說禍起於“蒙難”之辯，於理亦非不可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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