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因為是外地人，知道外地人常常被本地人呼為“豬玀”；我在臺灣，因為是外省人，知道外省人常常被本省人呼為“豬”；幾十年後，且進而演變成“中國豬”，不但豬，且有國籍矣。其實這算什麼，有一種豬叫“波蘭中國”（Poland China），在美國培養成功，身兼二國之名，只是“中國豬”又算老幾呢？

這種以豬視人的人，其實自己正是中國古典說法中的“豕視”，自己如豬者也，並不是說這種人長得像豬，而是頭腦中是豬腦，是“侏羅紀”時代的頭腦。我在臺灣，每每感到到處是豬腦，而我自己彷彿活在豬玀紀裡，因此不論振筆為文，或登臺傳教，我都寓有殺豬味道，此乃憤世使然、玩世隨之，不足怪也。

我李敖在豬玀紀殺豬，打遍天下無敵手，最後人見人怕鬼見愁。其實所以能如此，憑有文名是不夠的，而要有驍名、有悍名，這樣才能有上述效果。關於我的驍名與悍名，有一個小故事。1991年，活了九十六歲的青年黨頭子李璜死了。他死前幾年，李寧訪問他，回來告訴我：“李敖你可真可怕，李璜談到你的時候，都特別把聲音放低，並且面露恐懼之色。你說你李敖多可怕！”我聞之大笑。

我在文星時，劉紹唐創辦《傳記文學》，託高蔭祖介紹，拉我寫稿。因為是東北同鄉，且待我甚厚，我一直以“大哥”稱之。我曾寫信挖苦他說，你老兄“有功有過，功在很技巧地寫出了（還談不到揭發）國民黨的許多糗事；過在挾泥沙俱下，也幫國民黨做了太多不實的宣傳與偽證。更可怕的是你使這些丟掉大陸的罪魁禍首們、禍國殃民的大小渾蛋們，因能在你的雜誌上自我陶醉而延年益壽，我認為他們集體能晚死二十年，除了漫無心肝的先天條件外，《傳記文學》和‘榮民醫院”兩者，是責無旁貸的”。有一次劉大哥同我聊天，提到俞濟時對他說：“你們搞歷史辦雜誌的人寫得很辛苦，可是，”俞濟時說著把手一揮，“都是假的！”意思是說，真的你們不知道，我們也不告訴你們。俞濟時是黃埔一期的“天子門生”，且是蔣介石多年的侍衛長，獨得之秘，過於他人，可是他就是不說。但他透過周之鳴，想見我一面，我拒絕了，因為我深知此輩性格，他們是不敢說真話的。後來他回我一信，回信寫好，還是先向情治首長報備後才寄出來，可見此輩小心翼翼的謹慎。所以，我早就打定主意，要殺豬，得自己想辦法才成。於是，前後十年之久，我用“李敖的方法”完成了這一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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