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十三歲1968年時發生了柏楊(郭衣洞)案,冤獄發生前後,我義助柏楊,做了一些事,前後持續七年之久。我對柏楊的義助,主要乃基於同情與人權,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從作家標準上看,我從來深信:凡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都不足論。柏楊是跟著國民黨走的作家,當然也不例外。柏楊的專精和博學訓練都很差,他沒有現代學問底子,作品實在缺乏深度、廣度與強打度。柏楊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聲聲“糟老頭”啦、“賭一塊錢”啦一再重複的濫套,他的存貨和新貨都是很貧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來作秀,談不到深度和廣度。至於強打度方面,他攻擊的上限比何凡高一點,他敢攻擊警察總監,於是就“三作牌”得週而復始。我真奇怪一些讀者怎麼受得了他那點翻來覆去的老調兒,我真懷疑這些讀者的水準!雜文以外,他的歷史作品寫得很熱鬧,但是頗多錯誤,給與他同一水平的讀者看可以,給專家看就會笑,這是因為他的歷史基礎有問題的緣故。憑他那點歷史基礎還要翻譯《資治通鑑》,司馬光何辜啊!
我與柏楊相識於1965年,並無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來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點半,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說,無論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於是我去了。他請我到他書房裡,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機關“約談”過,經驗豐富,乃反覆問我被“約談”的細節,並說他出了一點麻煩。原來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應《中華日報》社長楚崧秋之聘,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編務有時由柏楊代辦,柏楊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選登譯文,出了紕漏——被調查局認定有“侮辱元首”之嫌。於是,1968年2月29日這天,艾玫被“約談”,一連十多個小時後,還沒訊息,柏楊慌了,乃電話請我去他家,特別對被“約談”的一般情況,詳為打聽。我當時只覺得怪怪的,怪柏楊為什麼老是問這些問題,並不知道艾玫已被請去,柏楊也沒透露。到了12點,我打算告辭了,忽然樓下有汽車聲,接著艾玫開門,踉蹌而入,大哭大叫,連說:“他們審我一連十五個小時啊!他們連我上廁所都要跟著看啊!……”經柏楊照顧了好一陣子,艾玫情緒才稍稍平靜,最後柏楊才向我說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並問我意見。我說,看來國民黨來意不善,你要有心理準備。柏楊深以為然。我對他們加以安慰後,已是夜裡2點,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楊也被請去“約談”了。“約談”長達二十七個小時,事後(3月2日)柏楊有長信給孫觀漢,備述始末,其中一段談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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