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被迫結束後，我雖然自顧不暇，但我仍盡力照顧一個人，他就是殷海光。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臺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制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殷海光這一成功，表現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精彩無比。最後，國民黨決定動手了，弄出了雷震案，《自由中國》也就停刊了。殷海光在《自由中國》時代，風光八面，如日中天，《自由中國》被迫停刊後，他頓失地盤、漸形索寞。1960年以後，到1969年死去，這九年間，他“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卻正好趕上我在文星時代，由於我的幫助，他雖在迫害頻仍、衰病侵尋之中，卻得以在出書上、生活上、醫療上和精神上，獲得不少支援和安慰。在1964年到1966年間，他在文星書店共出了四本書，都是我主持的。四本書是：一、《思想與方法》，二、《到奴役之路》，三、《海耶克和他的思想》，四、《中國文化的展望》。在出這四本書的過程中，我遭遇了三個方面的困難，第一方面是殷海光本人的，殷海光是《自由中國》的首席餘孽，他要出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自不消說；第二方面是我本人的，我在文星興風作浪，給文星帶來極大的壓力和麻煩，自己作孽之不足，還要勾結餘孽，雙料出書，“廿目所視，廿手所指”，也不消說；第三方面是文星內部的，文星雖然是進步的書店，但是還沒進步到要甘願賠錢的程度。“殺頭生意有人做，賠錢生意沒人做”，給殷海光出書，出到後來，簡直已是又殺頭又賠錢的玩意，勸說文星主人蕭孟能出版指日可禁之書，是需要費些力氣的，雖然蕭孟能禮賢下士，但冥冥中老闆老闆娘“四目所視、四手所指”的畫面，卻也不可不知、也不可不稍為人家設想。殷海光是不怎麼通人情的書生，我調濟其中，希望出書第一，不要枝枝節節因小失大，這種苦心，我想殷海光和蕭孟能都不盡知道。例如出版《中國文化的展望》，我為了給殷海光較高的稿費，就在蕭孟能肯出的稿費之上，暗中自己貼了不少錢，此中調濟，當事人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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