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像一顆鑽石，是多面發光的人物，可是由於環境的打壓，我的光環被單一了，被小化了。例如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是寫文章的高手，卻不知道我在許多方面都是高手，我的本領，不止於寫文章這一單項，其他單項，我的表現，也像寫文章一樣優異。其中口才一項，就不為一般人所知。事實上，我是極會講話的人，談吐幽默、反應快速、頭腦靈活，片言可以解紛，當然也可以興風作浪。我往往覺得：我的口才，其實比我的文章更動人。對聽眾不幸的是，我這一方面的光環，一路被打壓了。以演講為例，不論在陸軍步兵學校受預官訓練時，或是在十七師做預官排長時，我的演講，都在掌聲雷動時被“長官”即時打壓；退伍後，臺大學生陳宏正他們請我演講，臺大校方甚至把場地鎖門。1965年5月4日，我給尚勤信中有這麼一段：

這幾個月來，臺大學生請我演說，被校方駁回的，據我所知，至少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就是今天，文學院原訂今晚請我演說五四運動，結果被駁回，理由是殷海光、李敖兩人不準在臺大演說。上次（3月26號），法學院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不先登記，請我演說《傅斯年與胡適》，聽眾擠得人山人海，結果在我未到前，突被校方勒令解散！

從這一處境看，我“被封嘴”的情況，有甚於“被封筆”者。這一“被封嘴”情況，直到二十多年後，才稍有轉機。首先是“清華大學”請我演講，我講了《清華生與死》，後來各大學陸續請我，也不乏打壓之處，例如我在師範大學講《師大新與舊》，就遭到國民黨黨棍謝瑞智等的干預；我在輔仁大學講《輔仁神與鬼》，也有類似情形，只不過黨棍換成神棍而已。到了1989年4月，我來臺灣四十週年，由蘇榮泉糾合多家出版社聯合主辦“李敖來臺四十週年紀念演講會”，施性忠主持，才算有了一次校園以外的公開演講，不過在場地上還是被打壓了——理想的場地都不給租，只租到狹小的耕莘文教院，結果人山人海，場外的人比場內的還多，連講臺上都坐滿了人。演講廣告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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