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出版以來有三大討論焦點：經濟學考據，虛構與史實的比例，以及李白較人性化的情感問題。本節先處理李白能夠完成學習與出遊的關鍵條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證李白的出身與唐代政治與經濟背景的關係，而相對地壓抑小說的故事性。

《鳳凰臺》寫李白初見孟浩然，互相驚為天人，對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說不出的驚詫與遺憾。被問及“汝何不逕取彼一進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賤商之子，不合應舉。”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應對之。關於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與王瑤《李白》均認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詩人李白》更進一步在“混遊漁商，隱不絕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關於李白父親李客的資料相當有限，大多來自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並序》的一段：“自國朝以來，漏於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與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為李白鋪墊出最困擾的“布衣出仕”難題，另一方面卻從最為壓抑故事戲劇性的大唐政經制度入手，論證“賤商之子”與李白進入士人階層一體兩面的辯證關係，訂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書寫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遊》以相當平淡的綿州刺史李顒賦新詩開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詩：“終始連綿盡一朝，櫻垂雨墜頌觴椒。郊迎新歲春來急，老對初芽意未凋。筆墨催人消節氣，心情問世作塵囂。猶能幾度添佳詠，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顒在一番聲律與典故的講究之後，呼同參軍、僕從及來客等驅車出遊戴天山“賞禽”與“會神仙”，所會者即李白的師父趙蕤。綿州刺史李顒為虛構人物，所寫詩歌亦為張大春所撰，惟所敷陳者，即《新唐書·李白傳》中記述李白“州舉有道，不應”一語。李顒的設定既指出“詩”為大唐士官階層之生活語言，講究聲律用典，為文官必備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顒出訪會神仙之說點出大唐文官的出處，在世襲與科舉以外往往由求訪隱逸之士而來。而李白的學習年代，跟從趙蕤所學之事，即此二端：詩文仿作之鍛鍊與正反隱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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