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李白刻意出入於律與不律之間，也就是將盧煥極為重視的詩文規矩玩弄於指掌之間。這要從聲調和對偶兩方面看—這兩方面，也都與盧煥所說的“本朝文章，至高宗皇帝時為之一變”有關。

從聲調言之。在錦城，李白、盧煥初見之前整整二百三十年，南齊永明七年底，舉朝善聲沙門造“經唄新聲”，對於同時代沈約撰寫《四聲譜》的影響是相當明顯的—儘管沈約很得意地宣稱自己發明了詩的憲章：“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

沈約明瞭：詩文修辭必須有種種抑揚變化，但是這一套“獨得胸衿”的“入神之作”，只能運用現成的、陳舊的名詞引發聯想，做成譬喻—如：“玄黃律呂”、“宮羽相變”等等；這也就是以扭曲、擴充“玄黃”、“宮羽”之類的字眼，轉遞出平仄四聲參差高下的意思，可是表述起來，卻更為玄遠，不容易理解。

由於沈約沒有更精確而令天下人醒目會心的語詞，以為解釋，此後一二百年間，只能聽任詩人瓌詞自鑄，摸索喉舌。其間一旦有大家名流之奇思妙句廣為傳誦，那作品的聲調便備受重視，引為模板，也因此而逐漸形成了較能依託，也較為穩定的格式。之後，唐代科考以詩賦為根本，更將沈約那“前有浮聲，後須切響”、“一簡（簡，即五言一句）之內，音韻盡殊”、“十字之文，輕重殊異”的講究，開立為聲調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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