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究竟是不是隱者？或許，我們還可以換個方式問：趙蕤是一個什麼樣的隱者？

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程序，甚至手段。

直到決意將《長短書》抄校完成之前，趙蕤從來沒有疏忽過整個大帝國的動態。他到城市裡行醫，總是會留意京畿傳來的訊息。朝廷所作所為，不只是空穴來風，還有邸報。

自漢以來，諸侯郡國皆有“邸”，“邸報”即是通奏狀報，傳達君臣之間的音問訊息；又稱“邸鈔”、“朝報”、“宮門鈔”。到了隋代，開發出雕版印刷的技術，邸報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換著帝國中央與各地方的訊息。一般常透過馬遞、步遞，銜接江河行舟，將詔令、要政、公文書信傳遞到各個州縣。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動、帝王的詔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較為重大的軍政新聞。

傳遞書狀新聞，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無饑饉荒災、兵戎禍亂，吏卒行止亦有定製：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則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遞之人，依階秩分為“健步”、“送鋪卒”以及“步奏官”等，視程途難易，一日行一至兩驛，約在五六十里。馬遞必須日行六驛，一百八十里，緊要的訊息則日行三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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