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我遭受了重大的挫折，當時我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重新振作起來。”談到1923年11月8日至9日政變的失敗時，希特勒言簡意賅地表示。毫不奇怪，繼維也納藝術院校拒絕了他之後，這是希特勒的人生中第二件令他極度失望的事。作為一個民粹主義政治家，他經歷過４年看似勢不可當的崛起，現在卻將跌回到無足輕重的地位。他的命運以及他從事的運動似乎都已無可挽回。“慕尼黑政變標誌著希特勒和他的國家社會主義信徒們確定無疑地完蛋了。”《紐約時報》評論說。

按照巴伐利亞的法律，叛亂者們本應在監獄裡待很多年，出獄後也不可能再有政治上的東山再起。可是由於巴伐利亞司法部門的寬縱，國社黨黨魁只被處以最輕的刑罰。他還得以把法庭當作表演的舞臺，把一次外行的叛亂行動詮釋成充滿英雄氣概的失敗。於是這次失敗的政變儼然成為國社黨政黨神話的中心基點。在統帥堂前殞命的政變參與者被視為“運動烈士”。希特勒特意將《我的奮鬥》第一卷獻給他們。自1933年之後， 每年11月8日和9日是納粹黨節慶活動的高潮期。每次希特勒在比格爾布勞凱勒啤酒館對“老戰友們”發表講話時，他必然提到1923年秋天的事件，每年慶祝活動結束時他們都會儀式性地重演當年進軍統帥堂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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