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茨貝格監獄是國家付錢讓我上的一所大學。”有一次希特勒對他的法律顧問漢斯·弗蘭克說。在多年緊張的政治活動之後，經過幾個星期需要他全神貫注應付的庭審之後，蘭茨貝格要塞監獄讓他第一次享受了較長的一段休息時間。“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眾多幸事之中，”康拉德·海登評價說，“9個月免受任何打擾的生活是其中一份無比珍貴的禮物。”現在這位著名的囚犯有充裕的時間反思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慘敗，並且從中吸取教訓。他利用被迫坐在鐵窗後的羈留時間繼續寫自傳。他又可以“閱讀和學習了”，他在1924年5月初寫給齊格弗裡德·瓦格納的信中說，他從未想到“他居然急需瞭解國內圖書市場的新書”。他當然不是無目的的讀書，而是著眼於他將要動筆寫的書。假如沒被關進監獄，他在1942年2月說，“《我的奮鬥》不可能誕生”。在蘭茨貝格他才“從概念上弄清了許多他以前只是出於直覺支援的東西”。因此他認為，政府把他關起來是做了一樁蠢事：“他們更正確的選擇是讓我不停地說、不停地說，沒有休息的時間。”

同時蘭茨貝格的監禁讓他對自身更加深信不疑，也更加相信自己的歷史使命。那時他獲得了“完全的自信、樂觀和信仰”，“簡直沒有任何事情再能動搖他”。他在早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一種特殊的天命意識，現在他卻已確信無疑了。他的獄友們，首先是魯道夫·赫斯，不遺餘力地加強希特勒最早從瓦格納的黎恩濟身上看到的“護民官”的角色感。1924年6月中旬赫斯在寫給女友伊爾莎·普勒爾（Ilse Pröhl）的信中說，他確信，希特勒就是德國“‘未來的救世主’，那位早晚將讓他的旗幟在柏林的公共建築上飄揚的‘獨裁官’。他本人也有創造奇蹟的信念”。信徒們投射到他身上的彌賽亞希望和期待與希特勒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拯救者的自我認知之間產生了獨特的相互影響——這在魯道夫·赫斯從蘭茨貝格監獄發出的信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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