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職工會問題是在我和列寧合作的年代裡黨和蘇維埃國家生活中的唯一問題嗎？在我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的一九二一年這同一年裡，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在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展開了一次有關共產主義政策根本問題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轉到了我倆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曾經簡單地談到過這個鬥爭：

“當時共產國際在政策上有可能採取德國三月事件路線的危險。這就是就，企圖人為地製造革命形勢——像一位德國同志所說的那樣，給無產階級‘充電’。這種情緒在代表大會上很普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採取這條路線，共產國際一定會走向毀滅。在代表大會之前，我把我對三月事件的印象寫信告訴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知道這封信。當時考慮到情況很難應付，既不瞭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意見，而又得知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援德國的左派，我自然不願公開表示自己的意見，於是給拉狄克同志寫了一封信（以提綱的形式），請他把他的意見告訴我。拉狄克和我意見不一致。列寧聽到了這件事，派人來把我找去，他把共產國際的情況描述為包含著極嚴重危險的那種情況。對這個情況及其問題的估計，我倆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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