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用一九一七年的一些例子所說明的情況，可以概括此後的所有年代。我的意思並非說在列寧和我之間沒有分歧。分歧是有的。關於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的分歧延續了好幾個星期，而且在好幾天裡具有很尖銳的性質。圍繞著這次分歧堆砌起來的驚人的誇大之詞，已經在我的《文集》第十四卷和該卷註釋裡用文獻加以揭發了。這次分歧在我們私人關係上沒有留下任何不快的陰影。恰恰在和約簽字幾天以後，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指示下，我被派擔任軍事領導工作。

在職工會問題上的衝突更加尖銳和持久。這個分歧的尖銳正說明當時國家經濟已經走入一個死衚衕。但是，作為死衚衕出路的新經濟政策是意見完全一致地透過的。[34]幾個月以後，同樣一致地通過了關於職工會的新決議，代替了第十次代表大會的相反決議。

如果相信目前黨的歷史學家和理論家，你會以為在革命的最初六年中，完全充滿了關於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職工會問題的分歧。其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十月起義的準備工作，起義本身，創立政府，創立紅軍，內戰，共產國際的四次代表大會，共產主義宣傳的全部文字工作，外國共產黨和我們自己的黨的領導工作。在所有這些工作上，在這些工作的一切根本問題上，我同列寧是完全團結一致的，除了目前的歷史家所說的兩個重大問題：佈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職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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