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過後不久，南昌就隨另一所高校附中的同學，第二次出發往北京去，期望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檢閱。鬼使神差似的，他們的火車，在上海站即將出發的時候，忽然從他們所乘坐的車廂起，往後數三節一併摘下，掛上了另一次列車，往滬杭線上，經浙贛線，一徑向京廣線去，開往長沙。這樣，他們的遺憾就也一定程度地得到了彌補，那就是去到毛主席的家鄉韶山，一個山明水秀的鄉村。雖是料峭的冬季，水田幹著，農事蕭條，但層層褪去的山的黛色，修葺仔細的農田，屋舍的線條是簡潔的，屋頂的坡面與牆面寬闊平整，有一種單純素樸的古風。因為壅塞了前來膜拜的青年學生，這批走了，那批來，難免顯得逼仄，可是在敞開的空間裡，人總是變得很小，再是多，也是類似蟻群一樣，小小的嘈雜和忙亂，一陣子就過去了。南昌的心略微平靜下來，想起學校那邊的事，甚至有隔世之感。這一回他與外校的戰友出來，而沒有同本校的，其實是有意躲避陳卓然。

這些日子，他與陳卓然的關係，處在一個無法控制的急劇變化中。當陳卓然對南昌說出對父親的判斷，有那麼幾日，他們格外親密，每天晚上都在操場上進行長談。他們談到《牛虻》中蒙泰尼裡神父與亞瑟的父子關係，其中信仰和親情誰戰勝誰；而後又談到雨果的《幾三年》，革命者提出革命的終極目標是服從於人性；接著談到的是梅里美的小說《馬鐵奧？法爾科內》，父親親手殺死自己心愛的小兒子，因為他為一塊金錶出賣了一個強盜，做出叛變的行為，信仰又一次壓倒親情，這一回的信仰卻摒除了政治理想純粹為人格品質，再和人性的高尚相遇……他們沒有提南昌的父親，可這些文學名著的援引無疑都是圍繞那一個題目。從他們談論問題的方式，也可證明他們是受西方浪漫主義傳統影響的思想者，所以，他們的思想不是頂嚴格，可是有情感，可以見得，他們本質上多半是溫情主義者。他們特別合適這樣的討論，一方面，是從某一個事實——完全可能是虛擬的——從事實出發，就不至於完全是空談；另一方面，這一個事實因是虛擬的就不必由他們負責，也不要求他們立即採取行動，可以保持清談的超脫精神。那幾日，他們兩人對談話著了迷，天剛向晚就來到操場，有一次還走出校門，走到鄰近的一座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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