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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深入的探討，大家是越來越認同富弼所言，這法制之法裡面的確蘊含著一種全新的思想。

什麼是思想，就是要能夠解釋一切事物的關係。

對於稅收而言，法家依靠是權勢，以君王的賞罰，來督促百姓趨利避害；儒家在權勢中，添加了仁義，以德治來教化百姓，而法制之法則是多了個人權益。

前二者都是從君主與國家的角度出發，但後者更多是要突出個人。

相比起來，法制之法顯然是要更加複雜。

因為只維護一個團體，怎麼也比維護兩個團體要容易得多，關鍵這兩個團體還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大家是明白了，但又更迷茫了。

蔡卞問道：“老師，你說《宋刑統》的律例歸法家之法，故使百姓畏懼，那如果依法制之法的話，又該如何修訂條例？”

大家也都迷茫地看向張斐。

是的。

你說得很有道理。

但可行性呢？

自古以來，所有的律例，都是維護君主統治，要凸顯個人利益，必然是修改律例，這是沒有先例的。

富弼之前就想到這個矛盾，宋刑統從字面上來說，就是用刑罰統治，這肯定與法制之法是矛盾的。

這怎麼改？

“我也不知道。”

張斐雙手一攤，但隨後他又道：“我也不妨試著引入法制之法，看看會變成什麼樣。”

他來到木板前，在木板前寫上“宋刑統”三個字，“我們方才已經辯論過來，宋刑統是維護什麼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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