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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如此.！”

富弼似有所悟地點點頭，嘴裡也是喃喃自語著。

其實他之前就已經悟道，宋刑統是有別於法制之法的，那麼以法制之法來立法，該怎麼立？

這個一直困惑著他。

因為有一個無法說出口的矛盾，就是皇帝利益是來源於百姓。

如果強調個人利益，必然是會傷及到皇帝的利益。

二者又是對立的，這個問題似乎無解。

張斐給出的方案，就是要將君主、國家利益和個人權益區分開來。

怎麼區分？

張斐沒有明確說，但給出一些思路，首先，就是根據案情是觸及到國家、君主利益面大，還是個人利益面大。

其次，以情節的輕重來區分，偷一片桑葉跟到你家偷一貫錢，同是盜竊，但前者要劃到個人層面，而後者劃到國家層面。

可是，情節輕重，刑罰不一，這也是自古有之，哪怕就是根據現有的法律，偷一片桑葉比上你家偷竊，肯定要判得輕。

但是基於法制之法，只要劃到個人層面，官府就應該以個人利益得失為主，官府不在受害者之列，是否還要用到刑罰呢？引匯出來的答案是以賠償為主。

這顯然是要難得多啊！

法家就是要以暴制暴，簡單粗暴，你不服，我就揍你，可話又說回來，你不揍他，他怎麼會服你？

這真是越想越難啊。

蔡卞就問道：“老師，若依此論，許多案件，就當以賠償為主，可如何判定賠償？此法若不嚴格規定，只怕會給貪官汙吏留下可趁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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