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大順朝廷內真的有不少人，有點“真心誠意”地想要幫幫法國。

因為，當初跟著劉鈺搞扶桑移民、黃河改道，以及參與劉鈺跑路後李欗的邊疆鐵路、基建工業和政變的一些“既有理論、又有實踐”的老人，還沒完全死絕。

這批人心裡很清楚，這法蘭西啊，要出大事。

他們未必能夠想到激進的共和這種“在舊歐洲看來像是瘟疫”一樣的東西，或者說也未必擔心這個。

而就是很純粹地從地緣政治、經濟上解讀。法國要是真出大事了，歐洲也要徹底亂套；而歐洲一旦亂套，會因為經濟因素，把問題傳導到大順身上。

當然，這裡的“出大事”，並不是只有“重農學派”或者“自然秩序”來背鍋。

而是說，他們的對立面，科爾貝爾主義，實際上也是在打著“託中改制”的旗號。

並且，他們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農學派大多了。

怎麼理解這個“託中改制”呢？

因為大順現在發展的好，所以大順是對的。

問題是，大順的制度，到底是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還是科爾貝爾的重商主義？

因為大順現在發展的好，是世界頭號帝國。

所以要改制，肯定要託中。而本身，法國又是歐洲科爾貝爾主義的策源地，法國又有濃厚的科爾貝爾主義的傳統，這也使得反重農學派的這批人，舉著大順和科爾貝爾的雙重旗號。

簡單來說，大順這邊對法國的新國王，相當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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