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劉鈺認為大順肯定是沒救了。但不可否認，現在的大順，確實正值盛世。

既有封建王朝週期的、休養生息階段結束後的標準中期盛世。

也有新技術的應用、美洲作物的傳播、以及一系列在封建王朝體系內的改革的諸多紅利。

在這種時候，考慮造反、或者革命，就此時的社會基礎而言，並不現實。

正如歷史上的法革，是在來回折騰的變革之後，終於爆發的一樣。

亦如沙俄也是斯托雷平的改革，折騰了一番，最後炸了一樣。

大順，基本上也要走這樣類似的道路。

不怕大順折騰，就怕大順不折騰。

而如今對外擴張和工商業發展，又迫使大順不得不折騰。

這種折騰，可能是以上層主動改革的面目出現的。

劉鈺確信，繼續更深入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甚至，可以確信，繼續深入的改革，就是大順徹底混亂的開啟。

而這，就是劉鈺在“立言”的原因：他希望之後的改革，是以他的這種想法為思路，繼續改下去，在朝中形成一種思潮，亦或者作為慣性延續下去。

而沿著這種思路繼續改下去，才可以創造出大混亂的機會。

正如老馬評價法革前的財政大臣杜爾哥：杜爾哥本人是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資產階級大臣（只不過披著封建主義的外衣），重農學派雖然有它的假封建主義外貌（但卻在封建王朝下，實行了非常激進的革命政策，甚至可以說是法革政策在封建王朝下的預演，比如單一土地稅，實質上就是在摧毀土地的一部分封建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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