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在在此時，是個相當難回答的問題。

如果抽象一下，或許可以抽象成後世的電車難題。但顯然，劉鈺這麼問，並不想得到這種抽象後的回答，或者談道義、搞虛言。

而且劉鈺也沒有問黃河問題。因為黃河問題，實際上很容易得到一個一致的結論。

甚至也不是在問更具體的廢運河之後，導致的經濟格局重新改寫的做法，值不值。

他在談利。

實則，他是在談義。

有義，才能分對錯、才能判取捨。

義，或者說，一種經，這裡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慮的，說不定就有種經義，只考慮經濟因素呢。

義，是一種標尺。

劉鈺當然知道答案。

但這個問題在這種地方、這些官員這裡，依舊是個極難回答的難題。

等了好半天，倒是山東節度使先打破了冷場，笑道：“國公這問題，其實也好答。”

“以山東為例。東西經濟的差距，自古有之。”

“初時，太公望封於齊，以魚鹽之利，數年超魯。於是東富而西貧。”

“待到運河通衢，濟寧人稱小蘇州、臨清更稱小揚州。那時，又西富而東貧。”

“如今，再度逆轉，這些年東富西貧之意，愈發明顯。尤其運河被廢、膠濟通車後，更是如此。”

“國公問的這個問題，實則暗藏玄機。”

劉鈺淡淡一笑，問道：“玄機何在？”

山東節度使與眾官員道：“這玄機，一點就通。這玄機的關鍵，在於國公所言何謂國富。國之財富，非金非銀，乃是勞作所產的糧、油、布、木、器等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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