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晚上，呂惠卿一回到府中，便派人送了札子去太府寺卿薛向府中，請薛向過府敘話。當年王安石為相，稱得上新黨干將的，除了王元澤外，不過韓絳、呂惠卿、曾布、鄧綰、蔡確、薛向等數人而已。這些人中，韓絳資歷較高，鄧綰很早就遭斥，呂惠卿、曾布、蔡確，雖然同為新黨天王級的人物，但除了對王安石外，彼此間卻互不服氣，明爭暗鬥從未停止過。呂惠卿雖然最終在政治鬥爭上勝出，接過王安石的衣缽，十年為相，繼續主持熙寧變法；但是新黨經過這一內耗，其實也元氣大傷，曾布、蔡確相繼被貶往海外——當年王安石變法之時，新黨便已是人材奇缺，至呂惠卿執政時，新黨所能依賴的，只能是常秩、舒亶、陳元鳳這種資歷、聲望更淺的官員。象章惇、陸佃這樣資歷的人，因為對呂惠卿不滿，許多人都倒向石黨，留下來的也是支援新法多過支援呂惠卿，這些人都是呂惠卿所指望不上的。這也是呂惠卿在執政期間沒有推行過於激烈的改革路線，維持與舊黨、石黨共同分享權力的重要原因之一。要知道，當年王安石執政時，不僅是皇帝唯一的選擇，而且又有崇高的道德威望，在“政府”中，有韓、呂、曾三大助手，先後又有鄧綰、蔡確掌握臺諫，整個新黨毫無選擇地團結在王安石的周圍，自然比較有底氣大膽改革，也不那麼害怕政治鬥爭。但呂惠卿執政十年，卻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事。外有司馬光、石越制肘，連臺諫都無法完全控制；內則始終無法有效地統合新黨，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呂惠卿被迫從現實主義出發，做出了大量的妥協。但即使是這樣，呂惠卿也從未動過念頭要引薛向進中樞幫助自己。薛向早在仁宗之時，便以“財計”聞名，長期在永興軍路（即陝西路）等地擔任轉運使，政績卓著；熙寧初年，又曾經是均輸法的實際執行者，做過六路發運使，權傾東南。而且，因為長期在外，只短暫擔任過權三司使，旋即又轉任地方，遠離汴京的紛爭，也是早期新黨天王中，除了呂惠卿以外碩果僅存的一個人。但也正因如此，不能真正統合新黨的呂惠卿，更加不願意新黨中再出現可能的競爭對手，因此，儘管二人私交甚好，但呂惠卿為相期間，多半的時間薛向卻都在各路任轉運使等官職——熙寧西討的時候，皇帝因薛向熟知陝西情事，曾經想召他為同知樞密院事，負責軍需後勤，亦為呂惠卿所沮，只是這事幾乎沒幾個人知道。直到不久前，呂惠卿幾乎自保不暇，薛向才得以進入中樞，擔任太府寺卿。其後，呂惠卿為了拉攏薛向，更是暗示只待皇帝病好，便引他進入政事堂當參知政事。薛向雖然明知道呂惠卿有猜忌自己之心，但是他執行均輸法之時，得罪過不少人，舊黨很不喜歡他，而與石越雖無舊隙，但是石黨正是倒黴之時，石越自顧不暇，他也指望不上——更何況，他資歷遠高於石越，又不象曾布受過挫折且與石越私交甚密，他也未嘗沒有恥居其下之心。所以雖說熬了十幾年，到頭來，他暫時能倚賴的，還是隻有呂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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