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王夫之對唐朝宦官之弊有著極其深刻的認識：“宦者監軍政於外而封疆危，宦者統禁兵於內而天子危……脅君自恣，乃至弒刃橫加，豈能無畏於四方之問罪乎？其（宦官）無所憚而血濺宮廷居功定策者，實恃有在外監軍之使，深結將帥而制其榮辱生死之命。”

究其本源，則在於“唐之立國，家法不修，淫聲漫色，自太宗以來，漫焉進御而無防閒之教，故其禍為尤酷矣！”

更可笑可嘆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對這些宦官的徒孫們還明示太監執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閒，日以奢糜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監“聖經”首義，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後期幾個青年皇帝時期的太監們發揮到極至。

不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內大臣也不讓人省心，幾乎各個拉幫結派，嚴重違背聖人“君子群而不黨”的訓言，山頭主義嚴重，黨爭日趨白熱化。

言起“牛李黨爭”，不僅僅是李德裕、牛僧儒兩人之間的“意氣”之爭，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憲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舉策試。當時，舉人牛僧儒、李宗閔等人的卷子直言時弊，文筆清新，憲宗覽翻試卷，大喜過望，馬上指示中書省準備委任這些人做官。不料，時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認為這些冒進輕躁的年輕人背後主謀是自己官場對手裴垍、王涯等人，併到憲宗面前泣陳朝臣徇私、考試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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