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有科研體制以個人人身依附於共同體、共同體的一般成員依附於共同體的人格化權威或領導為特徵。舊體制可以看作以權威、領導為圓心的圈層結構，離圓心近的成員佔有的權力、獲取的資源多，越往外佔有的權力、獲取的資源少，受到的束縛越多。舊體制既無效率，也很不平等，身份等級壁壘、權力等級壁壘造成‘非競爭性結果不平等’。舊體制在對共同體成員束縛，內部有不平等權力關係（等級壁壘）的同時，也對其成員保護（同等級的平均化、對等級分化的抑止）。改革的過程是個人獨立人格與權利的獲得，契約關係取代依附關係的過程。個人在這一過程中將擺脫共同體的束縛同時失去共同體的保護，成為現代社會學意義上的個人。然而，由於轉型程序中的某些不公正的因素，一些人在現實中失去了保護，同時沒有擺脫束縛；一些人擺脫了束縛，同時仍享有保護。舊體制的宗法因素仍然存在，但舊制度那種溫情脈脈的面紗已經不復存在了。新制度沒有建立。效率的提升受到兩種不公正的困擾，就不會達到市場經濟許諾的水平。”[楊振寅《反思當代的中國科技體制改革》]

在等級化的文化氛圍裡，創新不僅得不到應有獎勵反而需要承擔個人風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觀點在長期的潛移默化之中將中國的勞動者改造成為執行型和馴服型的員工。循規蹈矩地恪守企業現行工藝技術標準就是在等級觀念-集權機制下符合“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理性應對。[附註：美國風險投資企業家李宗南（Charles Lee）在其著作《龍與牛仔》中則指出：中國與西方之所以在科技上的差距如此巨大的原因在於，在西方技術進步與個人收益有關，當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有所貢獻，可以得到認可的產權，這驅動了技術的進步；但在古代的中國，一旦皇帝的某個技術人員失敗了，卻很可能被砍頭。]如果不對現有管理體制做出重大變革，勞動者的創新精神就無從發揮，技術進步緩慢、缺乏技術研發人員和高階技術工人的問題將日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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