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繼承了馬克思以前的古典經濟學的傳統，從來就不區分勞動和勞動力。在它的理論分析中，勞動力的買賣和勞動的買賣是一回事。在這個基礎上，它發展起了一整套有關勞動市場的分析，強調個人理性的最最佳化行為最終會決定一個均衡的工資率，它將使勞動的供給等於需求。這樣一種供求均衡分析論證了整個經濟會自動地趨於充分就業狀態，因而在長期中不會存在不自願失業。由於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理論無法解釋20世際30年代的大量不自願失業，才使得凱恩斯不得不寫出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從而發展起了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但是，凱恩斯沒有能用理性個人的最最佳化行為來論證他的宏觀經濟理論，以致新古典經濟學的追隨者們一直指責凱恩斯式的宏觀經濟學沒有微觀經濟理論基礎。20世際7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許多以理性個人的最最佳化行為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如“理性預期學派”的所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往往呈現出強烈的迴歸新古典經濟學的傾向。在這種時候出現的夏皮羅－斯蒂格利茨模型，不僅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提供了堅實的微觀經濟分析基礎，而且將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許多重要成分引入了主流的經濟理論。

夏皮羅－斯蒂格利茨模型的出發點，是將勞動與勞動力區分開來，把工資看成是付給為一定時期僱用的一個工人的報酬，而不是付給一定量的勞動的報酬。一個工人作出多少努力（實際的勞動），這不是在勞動市場上籤訂勞動契約時所能確定的，因而一個工人得到的同樣數量的工資會由於他實際的努力不同而化為不同的單位勞動工資率。這正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反覆強調的著名論點，而新古典經濟學則一貫迴避這一問題。夏皮羅－斯蒂格利茨模型這樣區分勞動和勞動力，反映了當代所有的“效率工資模型”所共有的特徵。這些效率工資模型都認為，付給工人的工資與他實際付出的有效勞動（“努力”）的數量有一定的關係，而利潤最大化企業必定要將工人的工資定在這樣一個水平上，它誘至的有效勞動數量能夠使平均分攤到單位有效勞動上的工資數量最小化。而夏皮羅－斯蒂格利茨的偷懶模型在所有的效率工資模型所共有的這一思路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這樣決定的效率工資為什麼會在均衡條件下造成不自願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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