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內關於人的行為和動機模式的理論探討，常常是和改革中的實際問題聯絡在一起的。譬如，認同新古典經濟人假設，往往導向業主私有制崇拜和MBO(管理者收購)這樣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反對盲目私有化的學者則強調人的行為和動機的多樣性與特定製度之間的聯絡。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經濟人”假說。他認為：經濟活動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兩種傾向；良好的制度會使經濟活動中的人在增進集體利益或社會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實現合理的個人利益最大化；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有益於我們在現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①

程恩富教授的觀點，和英國學者多爾的觀點不謀而合地走到了一起。後者在談到中國國企改革時指出，自從1993年以來，“中國在不斷地展開有關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爭論，這樣的爭論經常是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以為真正的‘現代’商業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種。”②在多爾以及拉讓尼克等人的著作裡，我們看到，基於抽象的人性而設想出來的制度安排，碰到了來自現實的制度多樣性的挑戰。經濟當事人在行為、動機和信念上體現出來的差異，是與特定的資本積累體制和企業制度、甚至特定的文化相適應的。那種把私有化看作國企改革的萬能鑰匙的觀點，既反映出對人性的偏狹理解，也沒有紮根在堅實的經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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