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正是以此為起點進而研究資本、賦稅、國家、對外貿易等具體問題,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的。

斯密對價值問題的提出,反映了經濟學的研究在其從具體到抽象的過程中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在斯密之前,配第及其後繼者的著作都是從人口、國家等總體開始,在研究具體問題的過程中才涉及到分工、價值等抽象的一般關係。而在《國富論》中,斯密不僅以分工這種一般關係作為分析的起點,而且把價值這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抽象的一般關係明確提出來,進行專門而系統的分析,在此基礎上研究各種經濟問題、經濟關係,從而把政治經濟學發展為某種整體。這就決定了以斯密為起點的李嘉圖理論體系在方法論上的特點:從商品的價值量決定於勞動時間這個規定出發,然後研究其他經濟關係(其他經濟範疇)是否同這個價值規定相矛盾,或者說,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著這個價值規定。這更充分地顯現出以價值這種抽象範疇為起點的理論體系。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總結了古典經濟學從具體到抽象和從抽象到具體的歷史上兩種發展歷程,注意到李嘉圖方法的科學性和缺乏中介環節的重大缺陷,提出了不同於研究方法的敘述方法,即“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從規定性簡單的抽象範疇上升到規定性較多的具體範疇,直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係的豐富的總體範疇;從抽象到具體的邏輯聯絡表現為,用前面已經闡明的抽象的規定性去解釋後面尚待闡明的比較具體的規定性,然後再用這個已經闡明的比較具體的規定性去解釋後面尚待闡明的更為具體的規定性,依此循序漸進,直到說明所應考察的具體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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