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是在將注意力範圍限制在個體的資本家企業，並由此從資本家群體中抽象出階級共謀的時候，我們所提供的回報率結構的解釋，與觀察到的模式大致上是匹配的。教育與年齡的經濟回報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一種特徵的回報。

這種特徵使得權威能夠在其他工人身上得到合法的、有效的實施。那些黑人和女性工人，他們除了對那些和他們自己有著相同的性別與種族的工人外，一般不能夠對任何人施加權威。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易於在教育上獲得較低的回報率。此外，教育程度更低的工人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不太可能獲得與年限相對應的高回報率。

相應地，甚至是那些白種和男性的年輕工人，在享受任何實質性的教育回報之前，必須熬到頭上有了數莖白髮為止。我們相信，這一奠基於資本家合法化和再生產企業權力結構基礎上的解釋，和人力資本理論相比較，是對投資回報率實際模式的更具有吸引力的解釋。

在我們看來，人力資本理論家對於觀察到的回報率模式所作的平淡無奇和乾巴巴的解釋，是其整個方法所具有侷限性的徵候的反映。

四、啟示與結論

我們對於人力資本理論的簡略評論，到此告一段落。餘下的工作僅僅是列出其中的一些啟示。我們將集中關注該理論的三個主要方面：

增長的歸因，

分配

以及公共政策。

解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方法直接暴露了其理論弱點：所有的因素都可以“有助於增長”，這些促進因素能夠得到量化處理和概括。因此，人力資本研究者的任務就是精確確定人力資源投資的貢獻。即使從抽象的角度說這些歸因與彙總是可能的（現在得到良好發展的劍橋資本批評學派（Cambridge capital critique）將不認可這一點），它還是不能夠陳述一些基本的問題，更不用說去解答這些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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