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時，大規模生產導致的資本集中把相對同質的僱傭勞動力大軍聯絡在一起。這種聯絡有利於建立工會和舉行罷工。固定資本增長要求生產過程必須保持連續性，“生產過程的任何中斷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資本本身減少，使資本的預先存在的價值減少”。[33]大規模生產的發展使資本更易受到工人罷工的威脅，一旦資本“同活勞動的接觸被中斷，它就會喪失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34]這意味著大規模生產不能完全阻止僱傭工人在生產中堅持自己的意志。勞資雙方衝突的核心就表現為保障就業權和提高實際工資的鬥爭。20世紀30年代後期，隨著美國工會勢力的急劇擴大[35]和國家為了社會穩定進行的干預，汽車工會與三大公司最終簽訂的協議使工會獲得了在年資保護、工資標準和工資級差三個方面對資方決定和職務結構討價還價的權利：資方必須和工會一起共同決定工資結構；資歷成為決定工人去留的主要依據。1948年，美國汽車工會和通用汽車公司簽訂了《工資制定方案》（The Wage-Setting Formula）。WSF成為全社會在長期中制定工資標準的依據。該方案規定工資每年按照勞動生產率的成長和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化而增加。而經過價格調整的勞動生產率是整個生產能力的衡量指標。WSF被許多工會化和非工會化工業部門接受和仿效。這樣，勞資雙方透過集體談判確定工資的制度就被基本確立下來。在生產率提高的條件下，勞資雙方的收益都得到了改進。所以勞動力價值的決定和實現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工人獲得的工資額最終要考慮直接生產過程和全社會的勞動對抗程度和力量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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