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對現存的不平等經濟體系進行改革，試圖用教育來改良不平等的擴大化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一，儘管教育可以有助於提高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但是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是資本的所有者，它不可能使勞動者致富，而只能使資本所有者更富。“由於國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從那些以前沒有可能幹這一行並且習慣於較差的生活方式的階級中招收這種工人。這種普及增加了這種工人的供給，因而加強了競爭。因此，除了少數例外，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這種人的勞動力價值會貶值。他們的勞動能力提高了，但是它們的工資下降了”。[50]第二，教育給予個人發展的空間與他的社會經濟背景有很大關係，社會經濟背景至少應該考慮家庭收入、父母財富、父母在勞動關係層級結構中的位置。父母的社會經濟背景將透過教育“遺傳”下一代，從而造成不平等的“輩輩相傳”。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鮑爾斯在引入社會經濟背景這個變數後發現，計量模型中教育時長對個人收入的決定作用遠非人願。第三，勞動力技能的差距與收入分配差距並不存在對應關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的分配關係。在平等化教育改革進行地最普遍的美國，受教育機會的平等化並沒有帶來同步的收入分配平等化。例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以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工資差距在縮小，但同時以企業高階經理為主的處於工資分配頂層的人其工資卻迅速增加，遠遠高於所有其他的人。原因在於，“不論企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快還是慢、使用高科技還是低科技、經營的好還是不好，其執行長和他們的直接下屬們的工資都是照樣增長”。[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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