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如果單獨考察《國富論》，斯密確乎是將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最原始動力，不僅個人的經濟行為由此得到解釋，而且社會的發展也最終導源於這種經濟的“第一推動力”。但是，這決不意味著斯密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更不能就此認為斯密的立場是以人的自利本性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其實，斯密在論述人的自利性作為社會發展動力的同時，隱含著承認當時蘇格蘭市民社會的種種制度環境，諸如法律的、政治的、社會的、道德的和文化的等等，作為經濟發展的前提。這體現著斯密的與市場經濟相應的經濟倫理觀。而現代自利行為假設的信奉者們恰恰在此丟掉了“經濟人的靈魂”：只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保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才會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事實上，任何經濟主體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內發生的，制度框架是各種可能行為整合的最基本的參照系，對個人選擇的分析必須以對制度的把握和理解為前提。

2.2.2“一隻眼的理性”

斯密之後，約翰•穆勒依據西尼爾所提出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對斯密關於人類行為的看法進行了形式化的處理，從人類行為的各種動機中抽象出經濟動機——財富最大化的動機，奠立了“經濟人”假設的第一塊基石——自利原則，並提煉出古典“經濟人”假設的基本內涵：經濟人就是會計算、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的人。馬歇爾等新古典經濟學家則承接了邊沁關於“幸福與痛苦”的功利主義道德哲學，同時引進了實證主義的“行為”概念，確立了經濟人假設的另一基石——極大化原則，並將經濟人假設歸結為約束條件下的求極值問題。此後，經薩繆爾森、弗裡德曼等人的修繕，在現代正統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標準解釋是：在理想情形下，人們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備的資訊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他會選擇那些能比其他行為更好地滿足其偏好的行為。其中，自利原則和理性行為原則是其核心。簡言之，理性經濟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對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離都是非理性的。這種“一隻眼的理性”儘管蘊涵著一定的科學邏輯，由是觀察分析人類行為卻註定是偏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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