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地，上述狹隘的理性主義經濟社會觀一直以來受到了眾多思想家猛烈的批評，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也在他們的著作中留下了試圖突破狹隘理性視界束縛的智慧的種子。正如裡查德森所指出的，“斯密實際上給我們提供經濟均衡和經濟進化的兩種理論” [21]，這兩種不同的理論思路在《國富論》中並沒有明顯的衝突，但當邊際主義開始致力於分析上的精密化時，斯密未能把二者納入一個統一的框架所導致的種種矛盾方凸現出來：均衡理論的靜態性質導致了技術組織變遷和報酬遞增理論與其框架難以相容，“沒有一個標準的、可操作的理論來解釋斯密所描述的經濟進步之源泉” [22]。馬歇爾在《經濟學原理》中也指出，有兩條基本途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現實世界：其一是循演進的途徑去理解世界，其二是循均衡的途徑去理解世界，並指出“時間因素是經濟學許多最大困難的根源” [23]，將經濟生物學視為經濟學的麥加。但是，馬歇爾本人及其追隨者從未到他的麥加朝聖過，因為麥加是在其頑固的思想模式之外的。同樣地，儘管歷史時間而不是時鐘時間，不確定性而不是確定性在凱恩斯的世界裡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不確定性這一凱恩斯革命的精髓經致力於將經濟學發展成為“精密科學”的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家們的形式化處理，也被擠出了主流經濟學的視野。因而，一直以來，永恆的自然法則，穩定的軌道世界，確定的執行方向，均衡的執行狀態，始終是主流經濟學的信條。不確定性、複雜性、動態演化等仍是它“無法分析的一片混沌”，是其狹隘的理性視閾所無法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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