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具有很大的擴充套件能力，歐洲許多國家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都確立了大工業。伯恩斯坦根據這種情況，對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做了新解釋，他認為：馬克思的價值，是一種思維構想，當他進行了一系列的抽象後，勞動價值是作為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而得到承認，剩餘價值是商品的勞動價值同對於生產商品時工人消耗的勞動力的付款之間的差額，這實際上是以假說為根據的一個公式。 他解釋說：生產費用對價值量的形成起著重要作用。誰也不會把起碼說還不能補償生產費用本身的商品繼續往市場上送，而對於超過生產費用出售的商品，不久就會出現競爭，把價格壓低。這裡要解決的問題是對需要的分析。需要，自然要與總起來構成市場的各個階級的購買力有關，也就是說，效用、需要，是透過有效購買力實現的。因此，應該尋求勞動與資本結合的最有效的形式。伯恩斯坦在當時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下做出這樣的解釋，並沒有違背馬克思闡述價值概念的方法論，也符合恩格斯的有關價值是費用與效用的關係理論的原意。當然，他對恩格斯有關和平進入社會主義與暴力革命的關係的理論解釋並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完整思想體系。

中國的革命是在充分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基礎上，歷經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才取得了勝利，中國人民也才由此站了起來。因此，中國革命與俄羅斯十月革命的歷史真相完全不同。但在20世紀中期後的經濟建設中，主流的經濟思想強調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強調要對資本主義改造，強調要限制市場經濟的發展，強調經濟工作要算政治賬，而不算經濟賬。雖然孫冶方也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但他從社會化大生產意義上，以一個非商品的視覺，把恩格斯的“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理論，運用於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以中國化了的經濟學語言對上述經濟建設的指導導思想作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充分展現了生產費用對效用的 關係的理論的生命力。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講：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係，實際上就是要用最小的勞動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人類生活的好壞，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勞動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勞動投入獲得更多的有用產品；或者說，要減少生產每一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是一切經濟問題的秘密。回答一定的勞動時間內生產了多少產品，這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回答單位產品中包含有多少勞動時間，這是價值問題，是用最小的勞動耗費如何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最小最大，實際上是一個把個別的、區域性的勞動還原為大多數的、社會平均勞動耗費的經濟執行過程。經濟學要研究並解決存在於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各個領域中的產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生產產品的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矛盾,從而提高勞動生產效率。效率與價值，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效率即價值，價值即效率。最小最大即效率，是經濟學研究的靈魂；最小最大即價值，是經濟學著作的紅線。以提高效率倡導社會主義體制進行改革，展現了孫冶方在那個時代的創新精神與革命戰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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