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80年代，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即普列漢諾夫組織的“勞動解放社”在學習《資本論》時，聯絡俄國當時還普遍存在著的農村公社並由此產生了對俄國革命程序的爭論，小組有一位成員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給馬克思寫信請教，信中問馬克思說：你在《資本論》中所講得歷史必然性，是否適合世界各國？馬克思收到信後對俄國的社會經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後寫了四份覆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覆信說：我在《資本論》中所講的對農民的剝奪，以及必然發生的剝奪者被剝奪“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明確的限於西歐各國，而並不適應於落後的東方國家”。馬克思在寫這封信時，曾詳細地研究了１９世紀時期俄國農村公社問題。他認為：俄國的農村公社有自己的特點，一方面，土地歸公社所有，但定期給公社成員之間進行耕種,這種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對穩定；但另一方面房屋、農具等生活資料歸公社成員所有。農民習慣勞動組合。這在西歐資本主義市場已經得到發展，世界市場已經形成的條件下，很容易從小土地耕種過渡到集體耕種，把資本主義的先進成果運用到村社內部，透過合作的道路建立集體所有制，建立起集體生產和集體佔有為主要形式的社會主義。

恩格斯在1871—1875年寫過一篇《論俄國的社會問題》。1894年，載有這篇文章的俄文譯本《恩格斯論俄國》在俄羅斯公開發行，恩格斯特意為這本小冊子寫了一篇跋，其中所表達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思路大體上是一致的。恩格斯在他的有關俄羅斯社會發展道路的文章中，非常仔細的分析了農村中所存在的“公社”這一財產組織形式，直接了當回答了這樣的一個問題，即能不能利用“村社制”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恩格斯明確說：“當西歐人民的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和生產資料轉歸公有之後，那些剛剛踏上資本主義生產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殘餘的國家，可以利用這些公社所有制的殘餘和與之相適應的人民風尚作為強大手段，來大大縮短自己向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但他同時強調：“這方面必不可少的條件是：由目前還是資本主義的西方做出榜樣和積極支援。”“唯一可能的答覆是：假如俄國革命將成為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訊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麼現今的俄國公共所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應該說，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恩格斯，都非常精闢的指出了落後國家通向社會主義的特殊性，而且預見了像俄國這樣的國家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呼應和支援的話，不可能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這在當今研究俄羅斯轉型時，是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其所隱含的思想極其深刻。試想，透過暴力革命取得政權的蘇聯，儘管其間也有輝煌，但過了70多年，卻在短短的幾天時間內轟然解體倒塌，難道不應該去認真追索恩格斯晚年的告誡嗎！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阿巴爾金教授面對當時蘇聯的困境，他多次重申了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革命道路的思想，他說，馬克思恩格斯對俄國革命道路曾坦誠的指出：他並不想建立社會發展的任何絕對的模式，所有我寫的東西皆源於西歐的經驗，不適合運用於其他地區。阿巴爾金教授說：我們卻試圖建立讓所有國家都按其發展的同一種模式，這反映了我們對絕對化的偏好，對現成模式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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