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28 14:37:34

維州事件過去後很多年，牛黨後輩在長安和成都都把持了大權。他們借釋出改元大赦的機會，下了一道制書，說“國家與吐蕃甥舅之好，自今後邊上不得受納降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沒過幾年，吐蕃又有三州、七關請求歸附大唐。這些人立刻把自己草擬的制書拋在腦後，毫不客氣地笑納了，還把拓土開疆的功績堂而皇之地記在自己的功勞簿上。他們完全忘記了，按照他們自己的邏輯，三州七關好象也是“鄰居家的牛”。

牛黨反對收取維州，根本就是害怕李德裕立功後人氣暴漲，威脅自己的地位。牛僧孺樹起了一面“誠信”的大旗幟。那種氣勢，彷彿“謀臣不能折，貞士不能違，可以懾服天下之口而莫能辯”。可描龍繪鳳、迎風招展的大旗下，掩護了黨同伐異、疾賢妒能的人。

朱熹沒有拘泥於義利之爭，對維州事件看得相當透：李德裕說的就算是“利”，出發點也是為國；牛僧孺嘴上說的是“義”，動機恰恰是牟私。

抽象的信義之辯、義利之爭，沒有辦法打動猶猶豫豫的李涵，牛僧孺只能回到地緣政治的層面上來談維州的得失利弊。他丟擲的觀點是：“吐蕃四面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換句話說，維州不過彈丸之地，不值得拿回來。形勢真的是這樣麼？

古人說“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能否守住盆地邊緣的崇山峻嶺，決定著西川的命運；而“四川據長江上游，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能否守住又決定了東南半壁的命運。高山之顛的維州“東望成都，如在井底”，被吐蕃佔據，“橫斷山之斧”就會變成西川頭頂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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