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吏治問題。北方邊鎮問題與整個北魏官場風氣、社會風氣的敗壞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充斥於北方邊鎮內部的種種黑暗其實就是整個腐敗的北魏官場的縮影。孝文帝去世後，北魏官場迅速腐化墮落，前有咸陽王元禧、北海王元祥以及宣武帝心腹茹皓等人的招權納賄、貪婪荒淫，中有宣武帝親信元暉、盧昶的賣官鬻爵、政以賄成，再有宣武帝弟弟京兆王元愉驕奢貪縱、橫行不法，可以說宣武帝一朝北魏官場以及腐敗，到了胡太后聽政後，她並沒有拿出切實可行的整頓吏治的辦法，其所實施的寬政和平衡這兩條鞏固自己地位的策略，雖然在她自己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絲毫沒有讓這一局面並沒有得到改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還在逐漸惡化。河間王元琛是孝文帝的叔父齊郡王元簡的兒子，是胡太后的堂叔父輩，此人從小聰慧，深得堂兄孝文帝的喜愛，宣武帝時被拜為定州刺史。元琛的妃子就是宣武帝高皇后的妹妹，他仗恃著朝中有人庇護，貪得無厭，收受大量賄賂，等到胡太后暗害了高太后以後，她也將元琛召回京師。胡太后下詔說：“元琛在定州任職，除了沒把中山的宮殿帶來，將定州搜刮殆盡，豈能再行委任？”其實，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他們不害怕下屬貪汙腐化，害怕的是下屬有野心，下屬有把柄在自己手上，隨時都能拿出來治罪，因此，高階官吏的懲處往往是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胡太后免去元琛的官職，說得是冠冕堂皇，但是，她自己的親信也個個貪婪成性，她豈能不知？怎不追究？元琛被免主要是因為他是高氏家族的人，至於經濟問題還在其次。但是，元琛此人腦子卻非常靈活，當時孝明帝剛剛到讀書年齡，元琛獻上了金字的《孝經》，可是孝明帝畢竟年紀太小，無濟於事。元琛百般無奈之下，竟然以宗室貴族屈尊甘當宦官劉騰的乾兒子，還給劉騰送上鉅額財物。劉騰多次在胡太后面前給元琛求情，終於，胡太后同意任命其為都官尚書，後又出任秦州刺史。元琛惡習難改，他背靠劉騰這顆大樹，又是大肆聚斂，正巧，遇到東益州和南秦州氐人叛亂，他又被委任為行臺、都督，一朝大權在握，元琛既貪婪又殘暴，百姓將其視為虎狼。原揚州刺史李崇也非常貪婪、吝嗇，當時北魏一直非常強盛，前來進貢的東西各國使臣接二連三，北魏政府又在洛陽城南設立互市，因此，宮內府庫充盈。胡太后曾經駕臨絲綢倉庫，下令讓從行的一百多名王公大臣、嬪妃公主們能拿多少就可以拿多少，拿得少的也搬走了上百匹。時任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的李崇和章武王元融卻因為拿的絲綢過重以至於摔倒在地，李崇摔壞了腰，元融扭傷了腳，胡太后下令把二人所取的絲綢奪回，讓他們空手而歸，引起群人的譏笑。元融的父親元彬原本與長兄元英同為文成帝弟弟南安王拓跋楨的兒子，因拓跋楨的弟弟章武王拓跋太洛死後無子，孝文帝就以元彬過繼給拓跋太洛為子，從輩分上講，元融是胡太后的堂叔父輩。《資治通鑑》稱元融是拓跋太洛的兒子，錯誤；《魏書》本傳稱其“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只有侍中崔光只拿了兩匹，胡太后見狀詢問，崔光說道：“臣有兩隻手，只能拿兩匹。”眾人聽了，都面露愧色。吏治的腐敗導致不少人假冒他人軍功或者誇大軍功得到升遷，尚書左丞盧同（盧玄族孫）主管吏部後，重新複核過去的檔案，排查出了三百餘名非法升遷的人，他上書建議：“將吏部和中兵部的記功薄對照核實後，一式兩份，分別存在吏部和中兵部。以後，軍中斬首數量夠晉升一級時，要求行臺軍司給立功人員發放證明書，也一式兩份，一半交給將士，一半送交門下省，以杜絕投機取巧。”由此，御史中尉元匡請求將宣武帝以來所有官員的晉升檔案全部調出，重新核查一遍，胡太后表示同意，但元匡的冤家任城王元澄再度提出反對，他說：“國家的法律最忌諱繁瑣嚴苛，治理國家崇尚的是簡單明瞭。御史可以僅憑傳聞就可以追究一個人，如果他們聽說哪個人的晉升存在問題的話，即可查驗該人的有關檔案資料，依法處理。豈能將這麼多年來那麼多檔案全部搬出來清查？這樣去尋找別人的罪過，誰能受得了？”胡太后這才打消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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