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推動我國依法行政的大業看，此案的進步意義毋庸置疑。畢竟，我國有著漫長的行政權力不受控制的歷史，有著深厚的官場文化和官場潛規則，而“依法行政”則是最近這些年才提出的概念，要想使依法行政從一個口號變成一種深入人心的治國理念，需要更多的具有創新精神的“第一次”，也需要更多的部門和個體有這種 “以下犯上”的巨大勇氣。近年來，為了解決行政權力濫用這一普遍性的突出問題，我國已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監督與制約行政權力的制度體系，其中，既有來自人大、政協、輿論、公民等等的外部監督，也有來自紀檢、監察等部門的行政機關內部監督。而本案則表明，透過司法這一途徑，能夠實現行政機關內部自下而上的監督和制約，的確可以看作是我國民主法治程序中的一次重要進步。

不過，在充分肯定此案標本意義的同時，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思考：為何迄今為止，這類“以下犯上”的案件在我國還是首例？為何在法制健全、法制觀念發達的國家，這類案件也十分罕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當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發生爭議時，訴訟能不能成為一種常態性的解決方式，具有普遍推廣的可能和價值？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能夠提起行政訴訟的主體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在這起案件中，作為原告的城關鎮政府顯然被看作是“其他組織”。不過，行政訴訟法調整的是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關係，俗稱民告官。行政相對人究竟包不包括下級政府，對此人們看法不一。換言之，在現有的法制框架下，下級政府是否有權狀告上級政府，仍然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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