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情況是，在一些地方、部門和單位，嚴肅的法律並沒有得到嚴格的執行，違法的現象也沒有受到嚴厲的追究；戲弄法律的後果自然不妙，一出事就是全國人民關注的大事。因此緊急通知說好聽點是“警示性通知”，說得難聽點是“擦屁股通知”。人大已經制訂的法律，需要由政府的“緊急通知”來鳴鑼開道，這本身就暴露出了某種“法律軟骨病”。

在中國這樣一個“檔案意識”至今濃厚的國家裡，一紙“緊急”字樣的通知，確實可以刺激一下法律意識淡薄的官員們麻木的神經。藉助於發文件、下通知來推動甚至替代執法對於加快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並不足取。法律的“政令化”實質是為法治打上了人治的烙印。這是點睛之話。政府檔案從制訂到出臺，或多或少參雜了“長官意志”，隨意性較大，並且難以公開有效地監督，很難保持公平和公正。長此以往還會使人們對“文山”形成心理性依賴，習慣於奉命行事，而不是依法辦事；而這種事實上的“權大於法”的“去法治化”傾向，又為違法現象提供了適宜生存的環境和土壤。

中國的紅標頭檔案究竟有多少？無法做出確切的統計。通常，法律、法規並不能一經發布就能自動實施，而要經由紅標頭檔案的傳達、指示和督促。與其說行政執法行為大部分是依據法律法規作出，莫如說紅標頭檔案成了政府行政的主要依據。處於“下位法”的紅標頭檔案反過來“推動”了處於上位法的法律法規是實施，這已成為中國中國法治現狀的一個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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