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國內的經驗表明，嚴重腐敗的成因總是制度性的，所以作出“一查到底”的政治承諾、制定不能有效執行的紙面規章，是遠遠不夠的，是不足以與腐敗勢力抗衡的。反腐敗不可能獨立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可能獨立於對黨政機構和黨政權力的實質性改造。離開這條途徑，反腐敗的成功自然遙遙無期。將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之於發現和懲治腐敗，不如痛下決心，去挖掉腐敗的制度基礎，這就需要對黨政權力的整體構架、對權力的橫向和縱向分配形式進行新的定位，使得腐敗分子喪失腐敗機會；儘量多地剝奪黨政官員介入具體經濟活動的權力，儘可能多的剝奪公商、稅務、土地、質檢、城管和公檢法等部門的“自由裁量權”，儘可能多的將大權、實權置於陽光之下行使，儘可能多的啟用民主政治的手段；同時，儘可能少地將關鍵性的公共權力集中於某人、某碰頭會、某高階部門之身，儘可能少的干預企業、個人和市場的經濟自由，，儘可能少的以對民眾保密的方式選擇任用幹部。

在美國，政體被一種深刻的政治文化習慣無形地支撐著，那就是，人們從根本上不信任政府和官員；基於這種不信任而產生的一種制度性安排，處處對政府的行為設防，處處對政府及其官員保持警惕與懷疑，這樣形成一種特別有監督能力的社會報警機制。其結果反而使政府官員在這種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面前不得不行為收斂，更加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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