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與儒家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絡。本來在統一的專制政治局面下，始終存在一個統治上的矛盾：一方面要儘可能使普天之下都收入版圖，接受治化，同時，擴充的版圖越大，要使人們心悅誠服就越困難。為了解決這個治化上的矛盾，自漢武帝起，就多方設法推行儒家的綱常教義。綱常教義的重心在乎三綱，即所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亦即君權、父權、夫權的確認。從表面看，只有君臣關係是有關政治的，而父子、夫婦關係則是有關家族的。但中國綱常教義的真正精神，卻正好在於它們之間的政治聯絡。中國一般讀書人都很記得“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格言，把表現的方式換一下，就是“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

這在一方面說，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說，又是國家家族化，倫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這種政治的目的不在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互相親愛，而在使全國被支配的人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服。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種連帶責任：在有所勸的場合，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在有所懲的場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連”。

中國人傳統地把做官看得重要，我們有理由說是由於儒家的倫理政治學說教了我們一套“修齊治平”的大道理；我們還有理由說是由於實行科舉制而鼓勵我們“以學幹祿”，熱衷於仕途；但更基本的理由，卻是長期的官僚政治給予了做官的人，準備做官的人，乃至從官場退出的人，以種種社會經濟的實利，或種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十分實在的特權。這些實利或特權，從消極意義上說，是保護財產；而從積極意義上說，則是增大財產。“做官發財”始終是連在一起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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