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家族依靠世家名門的支援篡奪了曹氏的江山，對望族勢力既拉攏又防範，同時認為曹氏失政的核心原因在於宗親藩王不盛，帝室孤微沒有四方親族拱衛，所以司馬炎有針對性地採取了調整措施。晉武帝濫封公侯、收買人心，特別是關照門閥勢力；同時仿效周制、開歷史倒車，分封司馬家族子弟為地方親王。司馬炎在自己手裡共封了57個王，500多位公侯，創造了一項基尼斯記錄。起初諸侯王在京師做官、勢力可控制，後來諸王都派往封地，其中一些還被任命都督諸軍事，掌握了地方軍政大權，鎮戍要害州郡。這種改革措施固然能夠限制防範其他門閥貴族的野心，但是破壞了秦漢以降的中央集權傳統，當皇權不夠強有力時，諸侯力量挑戰朝廷的風險機率大大增加。八王之亂的誘因是惠帝白痴、賈后亂政，但親王作亂的基礎和力量來源卻是這種“變形封建制”。

司馬炎沒有自知之明，他所依賴信任的大臣班底多屬平庸之輩，各地受優待的世家豪門更是在魏晉期間逐漸形成了與先輩截然不同的頹廢風氣。以丞相何曾、寵臣賈充、狂徒石崇為典型代表的官僚集團奢侈、腐敗、墮落，社會精英士大夫階層則普遍虛偽、無聊（這種風氣和現象形成的原因我們稍後專門探討）。面對這種國家精英大面積墮落的可怕局面，平庸的司馬炎不僅沒有及時採取得力措施扭轉疏導，而且糊塗地予以縱容和火上澆油。西晉首富石崇和外戚王愷鬥富，身為皇帝的司馬炎不去制止二人種種荒唐的行徑，反而屢次幫助後者試圖爭勝。富貴出身的晉武帝本人也完全沒有前朝明智帝王節用愛民的覺悟，後宮佳麗超過萬人，個人生活奢縱荒淫。上行下效、潛移默化，統一三國後不久皇朝上層社會的腐化墮落之風就蔓延到全國各地；以皇室為首的貴族集團競相追逐聲色犬馬，寄生於社會的非生產群體數量驚人，不僅百姓負擔沉重，而且社會底層和上流日漸離心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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