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像李一男、李玉琢這樣能幹、有獨立見解的人，沃森的處理方式也與任正非完全不同，他認為“也許野鴨能被人馴服，但一旦被馴服，它就失去了它的野性，再也無法海闊天空地自由飛翔了。”

沃森的這些理念，處處體現出競優的高貴精神，因此，IBM才能成為行業領袖，為行業制定標準。而在競底者任正非的帶領下，華為只能針對西方人制定的產業標準，利用低廉、勤勞的知識工人，去以低價進行競底。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曾撰文評論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市場競爭力，來源於中國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權。中國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當於朝鮮，不可能有什麼奇蹟；如果不是低人權，也就相當於現在的東歐國家，也不會有太大的奇蹟 ——全球化和低人權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蹟。中國經濟奇蹟的終極因素，就是兩個：圈地運動，農民工——如果沒有這兩條，就無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廠地位。”

華為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它成功了嗎？是，它暫時獲得了成功，但我們並不能按“成者王候敗者寇”的原則來認為：一家暫時成功的公司，就是值得全面肯定的，甚至是全盤值得鼓勵的。因為“成王敗寇”，本身就是典型的競底思維。

結果好重要，但過程好更重要，因為透過不良過程獲得的好結果，絕不可能持續，在中國這樣的事尤其數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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