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正非的這段高論，我們很容易在墨索里尼1934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信條》中，找到類似的闡述：

“與個人主義相反，法西斯主義者是為國家著想的，而且在他與國家保持一致的範圍內也是有利於個人的……法西斯主義有利於自由，能成為現實的唯一自由，國家的自由，國家中個人的自由。”

墨索里尼所鼓吹的“法西斯主義下的個人自由”，與任正非所提倡的“集體主義之中的個人主義”實際上如出一轍。強調“集體之中的個體”，最終會演變成“只有集體，沒有個體”，而所謂的“集體意志”，實際上就是老闆意志。

如果說法西斯主義是社會形態的底線，那麼任正非倡導的集體主義，是一種離底線不遠的狀態。

而一個正常的社會滑向法西斯主義，並沒有善良的人們所想象的那麼遙遠。

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曾寫道：1929年西方發生大蕭條，有人進行過統計，到1933年10月，法西斯運動遍及世界上23個國家，半年後增至30個國家。得過諾貝爾獎金、擁有34個名譽學位、當了30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巴特勒博士對學生們說：極權主義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比民選制度培養出來的人更聰明，更堅強，更勇敢”。堪薩斯州州長蘭登聲稱：“寧可讓獨裁者用鐵腕統治，也不能讓國家癱瘓下來。”一個共和黨參議員甚至說：“如果美國什麼時候會需要一個墨索里尼的話，那就是今天了。”而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朗格則在用實際行動建立獨裁統治，取消州議會選舉，州法院取消對制裁“侵犯公民自由”的憲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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