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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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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02-23 09:08:53

劉知幾《史通》的創樹意義還遠遠不止上述這些。

他第一次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史才難於一切,也高於一切。在《史通·才第》中,他說:“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原因是,“援筆成史則垂之千古。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所以,他認為做一個史學家要比一個經學家、辭賦家更難,他不僅在自身品德修養上必須循守史家秉公之義,公平持正的原則,不為外力影響,始終堅持實錄,而且對個人才具有著更為苛刻的要求,必須兼備才、學、識三者兼長。“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但是,世間通行的法則是,“世重文藻,詞宗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省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結果就造成了寫史之人“遂使握管懷鉛,多無銓綜之識;連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這種情況下,只能產生大批名不副實或才不足任的編修史書之人,真正的史家廖若晨星。

禮部尚書鄭惟忠曾經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他回答道:“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新唐書》說自他口吐這一言之後,“時以為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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