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19 10:43:14

五

西方法學家一直在告誡東方，不要單純去指責一個貪官，而要問責那個產生貪官的腐敗體制。

是的，劉知幾沒有在意武三思或宗楚客，而是深刻看出了唐朝修史之中出現的制度性問題根源。

問題就出在統治者對修著歷史者的強權干涉。

隋代於秘書省置著作曹，由著作郎掌修國史。唐朝改為著作局，貞觀三年，唐太宗將史館從秘書省中分離出來，置於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成為獨立修史機構。而且，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史官制度的一個重大變化。

開館修史的積極意義是，可以集中人力、財力和豐富的史料，集眾家之長，集思廣益，有助於糾正史籍中的隱諱不實之詞等。

帶來的問題卻很多。劉知幾在《史通》中嚴厲批評了設館修史存在的多秉承監修意志，扼殺一家之言，丟掉實錄直書傳統，史官責任不專，效率低下等等弊端。清初設館編纂《明史》時，館臣萬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閏章、李因篤等人也對史館修史提出批評，認為史館修史，書成眾手，史才難覓，職任不清，所修史書，文蕪體散，並提出矯正弊端的方法，諸如嚴於選才，因人善任；統一義例，職任分明等，這顯然是受到了劉知幾關於修史的方法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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